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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職業經理人權力過大?職業經理人利益崗位職責@丁辰靈

周末重讀了巴菲特合伙人查理芒格《窮查理寶典》,書中記載了一段有趣的對話。

喬治舒爾茨是尼克松時代的財政部長,在里根的兩個任期中,他都是國務卿,比芒格的年齡還大,在美國廣受尊敬。查理芒格遇到喬治舒爾茨的時候,他問舒爾茨一個問題,和中國貿易將使得中國國力快速上升,最后要超過美國,怎么辦?

舒爾茨是這么回答的:“查理,我認為呢,就算我們停止和中國進行貿易,其他發達國家也會繼續的,我們無法抑制中國相對我們的上升勢頭,而且我們將會失去李嘉圖提出來的貿易優勢?!?/p>

芒格說:“好吧,喬治。你剛剛創造了一種新的公用品悲劇。你深陷其中,卻無能為力。你將會遇到一種極其糟糕的情況,因為你的祖國原本是世界領袖,最后卻失去了對世界的領導權,被籠罩在其他國家的陰影之中?!?/p>

舒爾茨說:“查理,我不愿意去想這個問題?!?/p>

芒格當然對中國沒有敵意,只是他考慮問題的時間周期很長,從穿透周期,從結果導向的投資理念和人生觀,他看到了美國正在不可逆的被中國超越。

因為李嘉圖理論遇到中國這樣的有才華又窮又有志向的族群是失靈的,這也是芒格想和精英們探討的??上У氖遣粌H僅是舒爾茨這樣美國頂級的政治精英回避這個問題,經濟學教授也回避。

芒格試圖和經濟學教授們三次談論這個話題時,他發現他們會吃驚的回避,好像冒犯了他似的,因為經濟學家不喜歡這種讓他們的漂亮學科變得一團糟的討論。

芒格看到美國這個國家精英中存在的問題和特朗普1988年接受奧普拉采訪時的論調一模一樣,特朗普在那時已經敏銳的發現了美國政治精英的問題,為了自身利益讓美國處于每年2000億美元的逆差中。

特朗普,芒格,大衛史文森(耶魯基金創辦者,張磊的導師)雖然他們的政治理念不見得相同,但他們對美國金融和政治的關注點,對于美國問題的認知卻非常相似。

職業經理人

代理

其實就一句話,美國社會的代理人成本越來越高,而代理人為了維持代理人的利益,只顧短線的利益,并且用僵化的過程控制(所謂的專業化和程序正義)來控制美利堅這艘大船。但對于航線的偏離卻視而不見,即使有人提出航線偏了,也無人理會,繼續喝酒作樂,活在當下。

查理芒格的《窮查理寶典》和大衛史文森的《非典型成功》都提到了代理成本,他們這些美式資本主義中的真正贏家看的很清楚問題在哪里。

對于金融行業,大衛史文森說:當事人與代理人之間存在的根本利益沖突是。當事人對于所取得的金融服務,希望支付公平,合理的費用。而代理人則希望收取偏高而不透明的報酬。

也就是說經營者為追求自身利益,往往犧牲了股東的權益。

而芒格對于基金管理業的批評更直接,沒有增加價值:

“開放式基金每年收取2%的費用,然后那些經紀商讓人們在不同基金之間轉來轉去,多付3%到4%的費用??蓱z的普通基民們把錢交給專業人士,卻得到糟糕的結果。我覺得這很惡心。本來人們買你的產品,你應該讓他們的資產增值。但在這個國家,基金管理人員卻只顧著自己賺錢。

這個行業很滑稽,因為從凈收益來看,整個投資管理行業加起來并沒有對全部客戶的資產提供附加值。這就是這個行業的運作方式?!?/p>

錢去哪里了?錢去了基金管理人和投資銀行聘用的各類證券分析專家,這些證券分析專家常常領取年薪高達七位數的薪水,為的是這些人有網紅大V效應,從而能更好的把證券賣出去。

所以芒格說:

“結果就是股票投資者將必須忍受這樣的情況:他們每年賺的錢有一部分落進了荷官的口袋。這是不可避免的命運。同樣不可避免的還有,在支付了荷官費用后,正好有一半的投資者的收益率將會低于平均線,而這條平均線(未來)完全有可能落在一般和糟糕之間?!?/p>

2000年初,美國的共同基金業丑聞頻傳。

史文森在批判共同基金失敗的時候,他寫道:基本上共同基金產業沒辦法達成主動管理的目標,績效不能穩定擊敗市場。

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同時扮演兩種相互沖突的角色:資金受托人與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的事業。在照顧投資人的利益以及追求自身的獲利這兩者之間的沖突,甚至沒辦法跨過最基本的門檻。自家利益絕對優先?!?/p>

所以美國21世紀初共同基金之所以丑聞迭出,行業失敗的原因普通小散不一定清楚,大衛史文森心里面卻是雪亮的,即美國的各種金融法律規則,臺面還是臺下的都是有利于共同基金產業這些代理人的利益,卻有損真正投資人的利益。

而大衛史文森發現相比較這些代理人,家族控制的私有非上市的基金公司表現的卻比上市的還要好。在非典型成功中,他寫道:

“2003年初爆發共同基金丑聞,華爾街日報發現,三家規模最大的私有企業的基金家族涉及丑聞的程度相對較輕,相較于十大共同基金業者中其他七家純營利為導向之同業,市占率也相對增加?!?/p>

大家不用神話上市公司讓審計透明從而讓公司更加規范化運作這樣的說法,這些都是有利于職業經理人精英群體來忽悠股東,忽悠企業真正的持有者股東的。事實上,靈哥總結為一個非常簡單的規律,即這個組織有主還是沒有主,無論是企業還是國家。有主的會愿意長期發展,沒主的經理人只想把家產趕緊分掉各奔東西。

職業經理人 造假

造假

其實美國金融業的道德敗壞也就是這幾十年的時間,很多老一輩企業家都是講究了一輩子的誠信。如果是僅僅在基金管理中作為代理人賺點代理費,讓股東少賺錢或者不賺錢,擴張代理成本也就算了,但更夸張的是層出不窮的造假。

芒格記錄了一個很可悲可嘆也很經典的故事,這個故事是關于寬特科技,美國最大的純工程企業如何被管理層造假而搞崩潰的:

“1982年去世的時候,創始人寬特留下的是一家非常繁榮和有為的公司。寬特科技唯一的業務是設計新型的發電廠,這種小型發電廠能夠改善電力供應,而且超級清潔,超級節能,備受世界各國歡迎,給該公司帶來了不菲的設計收入。

在1982年,寬特科技營業收入為10億美元,盈利高達1億美元。他的成本主要是支付給參與設計的技術員工的薪酬。直接的員工薪酬成本占到營業收入的70%。在這70%里面,30%是基本工資,40%是依據創始人設計的一套復雜方法計算出來的獎金。所有的薪酬都以現金支付,該公司沒有股票期權,因為寬特先生認為對股票期權的法定會計處理方式“軟弱,腐敗和令人鄙視”,他不想企業做糟糕的賬目,正如他不想做糟糕的工程設計。

等到1982年他去世的時候,寬特科技完全沒有債務,如果不是為了提高公司知名度,不管業務增長有多快,他的運營根本不需要股東的資金。1982年,寬特擁有5億現金等價物,大概是年收入的50%?!?/p>

但是傳奇創始人寬特的政策帶來的是寬特市值很低,1982年的寬特科技市盈率只有15倍,市值只有15億美元。所以寬特去世后,董事們迅速聘請了新的CEO和CFO。

新管理層上臺之后意識到他們很難快速提高年收入,也很難增加利潤率來提高市值,但他們發現一個漏洞,即采取股票期權制來替代之前的現金分紅制。先給員工認股權,公司便可以將股票低于市場價賣給員工,折讓給員工的部分就相當于現金,但在做賬的時候并不用記為薪酬支出,從而不會影響年報披露的盈利。

也就是說,啥都不用調整,只要用期權制度代替現金獎勵,就能獲得市值上升,真是無本買賣,但問題在于,企業真實的利潤和增長并沒有增長那么快,但公眾錯誤以為利潤增長來自于真實的利潤增長。

當然這種激勵機制的改變不是一年完成的,而是分了20年逐漸推進。但實際的盈利和銷售增長只有4%一年,當市場最終發現被騙的時候,2003年年中,寬特科技股票市值蒸發了90%。

這次大丑聞之后,公眾對各種專業人士非常反感,遭到最多譴責的是會計專業人士。制定會計師準則的機構的縮寫是“F.A.S.B(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金融會計標準委員會”,之后被公眾說這四個字母代表“Financial Accounts Still Bogus”(金融會計還作假)。

而經濟學教授也受到非議,大家責怪他們未能敲響警鐘,沒有提醒公眾廣泛作假行為對宏觀經濟帶來的糟糕后果。

為此芒格寫道:他們每年在葡萄干里摻一點大便,他們以為到了某一天即使全部都是大便,也不會被發現。

職業經理人管理好自己

操控

為什么美國的企業精英們不惜造假呢?因為他們拼命想要更高的薪水更高的待遇,為此他們就把受托人責任拋之腦后,把資源用在那些能幫助他們權力和待遇提高的地方,而不是用在真正幫助企業提高競爭力的地方。

大衛史文森寫道:“經營者經常不考慮企業經營成果,處心積慮只想支取高薪。由于大型企業的薪酬通常優于小型企業,所以很多企業經營者為了賺取高額薪酬而擴大公司經營規模,完全不理會規模擴大對于企業獲利能力的影響?!?/p>

經營者甚至可以為了私人用途挪用公司資金,或者假公司的名義為自己的享受牟利,比如公司的藝術收藏,商務飛機,豪華辦公室,豪華公寓等,實際上這些都代表股東受損,公司資源浪費。

大衛史文森批評了GE傳奇企業家杰克韋爾奇。他退休的時候,終身使用GE價值1500萬的公寓,還包括公司的波音737飛機,公司直升機。GE還幫他的老婆安排汽車和專用司機,提供美酒鮮花廚師管家與其他服務,包括頂級運動比賽與歌劇的門票等讓人咋舌的待遇。

如果只是拿公司的資源給自己享享樂也就算了,更加過分的是企業精英管理層用企業金錢去操控結盟,去形成自己的權力基礎,利益邊界的擴張是無上限的。

1999年,花旗銀行的總裁桑迪威爾希望花旗子公司所羅門美邦研究分析員Jack Grubman重新思考AT&T股票的持有投資評級。

評級提高,就有利于花旗拿到AT&T的生意,還有一個好處是AT&T當時的CEO也在花旗董事會上,而當時花旗是聯席CEO制度,當時威爾和另外一個CEO約翰里德正在你死我活的權斗中。

所以威爾搞定AT&T的評級,就能獲得AT&T CEO投桃報李支持他把里德斗倒。

Jack Grubman一直對AT&T不感冒,他覺得他就只值那個評級。但桑迪威爾開的條件讓他無法拒絕,只要更改AT&T的評級,就可以讓Grubman的雙胞胎去92街Y托兒所上學。

當時曼哈頓的名流中有人開玩笑的說,上Y托兒所的幾率比上哈佛大學還難。

桑迪威爾打電話給托兒所,由花旗銀行捐款100萬美金,結果Grubman的雙胞胎順利進入該托兒所,而AT&T的股票評級也獲得提升,威爾拿到了他想要的權斗結果。

買單的是誰呢?當然是股東,投資人了。

職業經理人利益怎么保證

扭曲

代理人利益驅動企業越來越龐大,代理人利益也驅動美國政府越來越龐大。規模越龐大,就會導致龐大、笨拙的官僚機構,導致不合理的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各類監管和政策,然后裹挾了更多的代理人,形成更大的代理人利益,然后形成更大的官僚機構。

芒格寫道:“最糟糕的,弊病最多的官僚機構當然是各種政府部門,它們的激勵機制真的很差勁。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政府--因為我們確實需要。但要讓這些大型的官僚機構辦點事是讓人非常頭疼的問題?!?/p>

政府越大,監管條例就越多,社會代理成本就越高。美國的精英們發明了一個詞,程序正義。即相比較結果,過程更重要。

誰在程序正義中得利呢?當然就是律師。

芒格在和巴菲特合伙做投資之前,是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他父親也是開律師事務所的??墒窃谒莻€年代,律師行業沒有那么好賺錢,也沒有那么墮落。

但在過去幾十年,幾乎所有美國公司的訴訟費用和為了遵守各種規章制度而支出的費用都比20年前高出了一大截。每個大企業都為法律成本叫苦,為規章制度之多叫苦,為公司事務的復雜性叫苦,為控方律師--尤其是集體訴訟的控方律師--叫苦。

以至于有很多很好的生意,巴菲特和芒格都無法投資。他們控股的一家子公司發明了一種更好的警察頭盔,能更好的保護警察或者橄欖球隊員,但是芒格他們看了下頭盔,然后對那個發明的人說:“考慮到各種風險因素,我們不能生產這種頭盔?!?/p>

為什么呢?芒格舉了個例子,在高中橄欖球比賽中,難免會有球員因頭部受傷而導致半身麻痹或者四肢麻痹。除了那家最有錢的頭盔制造商,傷者還能找到更好的起訴對象嗎?

從利益上來講,馬上會有律師跳出來幫傷者告頭盔制造商,從社會輿論角度,每個人都會同情傷者,指責頭盔制造商的質量不好,所以制造商輸掉官司的概率很大。

芒格的結論是:也許法律不應該讓那些起訴頭盔制造商的人輕易勝訴。但事實是,美國社會過去幾十年來就在建制派的手中逐漸變得扭曲。

芒格認識兩個醫生,他們的婚姻都很美滿。但是后來醫療責任險的保費升得太高,他們就把絕大部分的財產轉移到他們的妻子名下,然后他們就都離婚了。他們對社會制度不滿,他們就找到他們的求存方式,也就是不再投保醫療責任險,然后繼續執業。

反正如果說出了重大醫療事故被告,老子沒錢,最多破產,反正財產已經轉移到妻子名下了。

這就是美國版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芒格和巴菲特的對策就是干脆不要投資生產這個更好的頭盔就好了,省得賺的錢還不夠賠的。

那這有利于社會財富的創造嗎?顯而易見。

職業經理權力分配

掠奪

過去幾十年不僅僅美國逐漸喪失了社會財富創造的能力,既有的財富還隨時可能被掠奪。

都知道羅姆尼和特朗普不對付,除了羅姆尼和布什家族世代的交情外,恐怕雙方的價值觀分歧在于,不管社會上給特朗普扣多少頂帽子,好歹特朗普家族的錢是一套套房子賣出來的,一間間酒店房間租出來的,一桿桿高爾夫球打出來的。

羅姆尼的錢是通過搞并購基金貝恩資本掠奪來的。

掠奪這個詞不是我發明的,前共和黨大佬金里奇在和羅姆尼進行總統初選的時候,通過廣告片指責羅姆尼是貪婪的“掠奪的企業洗劫者”,是禿鷲資本主義,是有錢人想出來掠奪一家公司的聰明辦法,是無情掠奪美國中產階級財富的代表。

因為貝恩資本的神話是經不起考驗的,1994-1998年貝恩投資了77個公司,其投資回報的70%,來自于10個公司,而這10個公司中有4個在貝恩資本退出后破產。

也就是說貝恩收購的大多數企業不成功,人家不需要被你收購也可以活的很好。在股市獲得很好回報的“成功”標的有40%在貝恩退出后直接就破產了。

說白了,一群玩錢的人的手法其實是很粗糙的。錢都是杠桿來的,自有基金是募來的,然后再加上銀行等各類金融機構給的錢,收購公司之后,再簡單粗暴的用貝恩拿手的“短期刺激增值方案”-大裁員,來獲得企業利潤的短期提升,在股票市場上放大后退出,然后留下一地雞毛。

要知道那些被裁掉的員工,受損的是當地的社區,家庭,地方政府稅源。

羅姆尼他們拿著錢拍拍屁股就走了,他自己也知道他做的很不地道,在他從政后他不愿再提起貝恩經歷,憑著鹽湖城奧運會的成功躲到猶他州去搞了個參議員,在其他州競選估計會被罵死。

對于那些投資貝恩基金的人其實回報也很差,《福布斯》雜志曾經進行了一項獨家分析后發現,貝恩資本除了炒作,名不符實,投資了該公司06到08年募集的規模最大的幾只基金,回報還還不如去投資指數型基金。

大衛史文森在《非典型成功》中評價道:

“偏高的費用是收購基金投資人難以克服的障礙。除了每年收取的昂貴管理費用之外,收購基金還收取偏高比例的績效獎金。除了管理費用與績效獎金,收購基金經理人通常還收取交易費用。這些層出不窮的費用使得收購基金經理人可以囊括大部分的獲利,投資人只能期待還有剩菜殘羹?!?/p>

結語

前一天,國內一位市值幾百億的制造業企業家跟我吃飯聊天的時候,一起笑話國內一些想做成中國黑石的基金。

因為黑石等并購基金的崛起背景就是80年代后,美國很多家族企業因為后繼無人,被職業經理人掌控后,與華爾街內外勾結,把家族資產忽悠給拆分低價賣掉,再拿到股市上去忽悠圈散戶接盤。

今天中國出不了黑石,一方面是因為企業家第一代還在,另外一方面是社會風氣和財富觀念在轉變。我的朋友說我有三個孩子,還好孩子愿意接班,不會被所謂的職業經理人,所謂的專業人士輕易騙。

蕭伯納筆下有個人物曾經這么解釋專業的缺陷:“歸根到底,每個職業都是蒙騙外行人的勾當?!?/p>

過去四十年的美國就是在專業主義,程序正義,金融至上,政府監管這些看起來很美好的理念和訴求下逐漸步履蹣跚,反應緩慢,從而喪失了創造社會財富的能力,給了中國迎頭趕上的機會。

一度專業精英們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但代理人無限制的對自身利益的擴張讓他們逐漸成為社會的笑話。

芒格在一次演講中說道:

坊間有各種律師的新笑話,肉販說:“律師的聲譽最近下跌了好多啊”收銀員說:“他們的聲譽本來就只有薄餅那么點,哪有好多可以跌啊?!?/p>

公眾對專業人士的敵視并不僅限于會計師,經濟學家和律師。許多向來潔身自好的專業人士的聲譽也遭到了“池魚之秧”,比如說工程師,他們本來不懂得在這個國家已經泛濫成災的金融詐騙。

但到最后許多對美國有益的,也是它未來的福祉所需的行業都遭到了公眾廣泛的,不明智的仇視。

這就是中國人理解不了的美國一半人的“反智”的原因,這種對精英階層的喪失信任最終帶來了特朗普的上臺,如果特朗普這次被政治金融和媒體精英搞下去,那只會帶來美國更右翼更民粹的崛起。

如果說美國的故事對中國的精英有所啟發的話,那就是一句話,應該創造價值,而不是沉迷于代理利益,因為在社會主義中國代理利益更不持久。

后記:查理芒格一直崇尚普世智慧,包括用心理學的方式做投資。前天我寫了一篇我是如何從心理學層面去觀察理解特朗普從而更好做投資的文章,沒讀的朋友歡迎閱讀。

丁辰靈:特朗普能教會我們炒股票做投資

有朋友問我美聯社就美國大選專訪我的視頻連接在哪里,其實就在上篇文章拉到底,最下面的閱讀原文。歡迎點擊觀看。(再說一遍,不是本篇,是上篇)

另外沒看過1988年奧普拉采訪特朗普,特朗普表示不排除競選總統的同學可以回復關鍵詞:奧普拉

三分鐘非常精彩的視頻,有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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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辰靈
微信號:ding_chenling
功能介紹:投資人,科技財經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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