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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談中國改革四十年經濟思想史《二十一世紀》雜志

編者按:

此文首次刊載于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18年二月號,撰寫于2018年初。作者系數字資產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朱嘉明教授。近三年過去,文章主要思想尚具有參考價值。本公眾號只是改編了題目和小標題。

來源:《二十一世紀》雜志

2018年,中國改革四十周年。對於影響歷史的任何改革,四十年并非是一個過長的歷史尺度。在中國,大凡對歷史進展造成不可逆轉的改革,從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到張居正變法,少則十年左右,多則二十年左右;而沒有改變歷史走向的改革,時間普遍過短,最有代表性的是發生在1898年清代的「百日維新」,即「戊戌變法」。從近代世界歷史看,英國現代政治制度轉型,從1640年新議會事件開始,至1689年確立君主立憲制度,前后四十九年;日本明治維新,以1868年明治天皇發表《五條御誓文》為起點,到1889年確立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制度,前后二十一年。當代中國與世界的規模和制度轉型的復雜程度,絕非古代中國、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九世紀后期的日本可以比擬。

過去四十年間,世界上發生了太多影響歷史走向的事件。但是,唯有中國改革,對中國和世界產生著持續、全面和日益深化的影響。這是因為在過去四十年間,中國改革早已突破其預期目標:不再是單一性歷史事件,而是一個復雜的歷史事件群;不僅是中國自身的改革,也是全人類的一項實驗;在實現中國歷史轉型的過程中,也推動了世界性轉型。理解和認識中國改革四十年,需要大歷史(bighistory)和深歷史(deephistory)觀,置中國改革於全球大歷史背景之下,將這四十年的歷史與現在和未來聯繫起來,重新解讀和思考。

01 改革的初始動機及其背景

中國改革的初始動機是改革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確切地說,中國改革是指對1949年以后,特別是1953年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支撐計劃經濟體制的公有制的改革。

指令性計劃經濟發源於1920年代末的蘇聯,成熟於1930年代,至1991年蘇聯解體,長達六十餘年,期間經歷了十三個五年計劃。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或者社會主義范式的最重要特徵。

依據斯大林主張:社會主義=國有制+計劃經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計劃經濟不再是蘇聯的獨特經濟形態,而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成員國的經濟形態。

社會主義陣營的黃金時代,有十餘個國家,分布在東歐、東亞、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區,領土、人口和工業總產值都約佔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但是,早在1930年代,計劃經濟的弊端和問題已經顯露出來。1932至1933年以及1946至1947年發生在蘇聯境內,導致至少700至800萬人口死亡的大饑荒,就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明。所以,自1950年代,針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實驗首先從南斯拉夫開始。之后,匈牙利、捷克、波蘭、東德以及蘇聯,都實施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改革。

中國在1950年代初期,尚不具備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成熟歷史條件,不得不百分百從蘇聯移植和翻版。不久,計劃經濟的僵化問題很快暴露出來。毛澤東1956年發表的〈論十大關係〉,包含了對斯大林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弊端的察覺,以及基於中國國情的改革意識。但是,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匈牙利事件」的劇烈沖擊,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溫和改革路線。之后,毛澤東選擇了與南斯拉夫代表的所謂「修正主義」改革路線對立的激進路線,在完成對民族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后,迅速推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進而發動全民參加的大躍進。為此,中國在1960年前后付出了巨大的歷史代價。之后,毛澤東并沒有放棄對擁有政治權利的「技術官僚」可能成為新統治階級的警覺,發動文化大革命,提出以「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為核心的「繼續革命」理論,提倡和扶植另類計劃經濟約束下有相當自主權的「社隊企業」,推行企業管理中的「兩參一改三結合」。

進入1970年代,包括蘇聯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建立和形成對計劃經濟體制和公有制實行改革的「共識」。但是,處於文革中的中國共產黨,批判蘇聯和東歐的改革為「修正主義」路線;堅持實踐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但是,不論是被當時中國共產黨視為「修正主義」的改革路線,還是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卻有著如下的共同特點:

  • 其一,并不完全否定計劃經濟和公有制,也不準備用市場經濟替代計劃經濟和用私有制來替代公有制;
  • 其二,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 其三,維護按勞分配制度;
  • 其四,加速工業化和現代化,繼續與西方資本主義競爭的對抗戰略。

1976年是歷史轉折年,卻在兩年之后的1978年,導致了中國改革。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改革路線,包含著對中國自身的計劃經濟實踐和……反省,既不是所謂「修正主義」的改革路線,也不是毛澤東「繼續革命」的改革路線,這是一個包含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改革,尋求「平等與效率」和「生存與發展」的均衡。

從改革一開始,圍繞著如何理解改革這個歷史性課題,形成了三種力量:

  • 第一種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維護者,他們是老共產黨人及其繼承者。在1980和1990年代,相關主張集中體現為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和陳云的「鳥籠經濟」。鄧小平關於中國改革的目的是明確的: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最終的歸宿絕不是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制度。
  • 第二種是改革的積極推動者,希望在中國實現突破社會主義制度約束的改革。這種改革當然為改革的主導者所察覺和不容。
  • 第三種是尋求折中主義者,他們一方面希望推動改革實踐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另一方面力求將突破納入到可以控制的范圍,走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

簡言之,在中國改革全過程中,一方面是中國改革最高決策者堅持的社會主義制度約束,另一方面是中國改革內在演化具有沖破現存體制的沖動,由此構成了自始至終的內在矛盾。

02 改革的思想資源

中國共產黨積累了足夠的革命理論,但是改革并非革命。在改革啟動之時,現成的改革理論、相關的思想理論資源相當貧乏。在1978年至1980年代初,人們急於從已有的、多元的思想資源中,各取所需:

一、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中尋求支撐改革的思想資源,在文革之前已經有之。毛澤東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意識到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經過了太多的中間環節,包括他本人的思想,於是,他堅決宣導要讀馬列主義的原著,并且親自開了書單。1950年代,在發現計劃經濟弊端,并試圖通過詮釋價值規律,建立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理論方面,有一些先行者,其中著名的一位是顧準,一位是孫冶方。只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他們這樣的理論嘗試被視為「修正主義」。反轉過來,當1978年經濟改革開始的時候,熬過鐵窗生涯的孫冶方成為了教父一級的人物;死於文革時期的顧準后來則被視為改革思想的先驅。

二、波蘭、捷克、匈牙利以及前南斯拉夫各國形成的經濟改革理論。

相關理論的代表人物有:蘭格(OskarLange)、錫克(OtaSik)、布魯斯(VirlynW.Bruse)、科爾奈(JanosKornai)。其中,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EconomicsofShortage)理論在1980年代中后期對中國經濟學界產生了難以估量的沖擊和啟發。這些主要來自東歐國家的經濟學家的改革理論,直接影響了中國改革的政策選擇。

三、西方經濟學。

從斯密(AdamSmith)、馬克思到凱恩斯(JohnM.Keynes),西方經濟學源遠流長,漸次形成一個龐雜的體系,包括增長理論、貨幣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公司理論、創新理論及發展理論等。西方經濟學還包括了不同學派,有新古典學派、奧地利學派、芝加哥學派、供給學派等。但是,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薩繆爾森(PaulA.Samuelson)的經濟學教科書,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宏觀和微觀經濟學。中國最早比較系統介紹西方經濟學的陳岱孫、胡代光和厲以寧,自然脫穎而出?;段鞣浇洕鷮W和市場經濟實踐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MBA)在中國的普及與傳播,亦強化了西方經濟學的影響。

四、本土改革思想和理論。

在1980年代,以杜潤生、薛暮橋、馬洪、蔣一葦等為代表,對中國改革實踐予以思想總結,形成豐富的本土改革思想和理論,包括中國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中國市場經濟理論、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理論、企業本位論,構成了1980年代改革的主流思想。

中國改革的思想資源和理論基礎,需要符合意識形態的教條。1981年,曾有過一個關於「僱工算不算剝削」問題的爭論,長達三個月之久。結果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一章的「小業主」與「資本家」劃分為根據,以僱工「八人以下不算剝削」做了定論。然而,意識形態和經典理論的支撐變得愈來愈脆弱和無力,改革已經遠遠走在有可能產生這種解釋和說明的意識形態之前。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革過程自然是實用主義化、思想和理論簡單化。

回過頭看,在1980至1990年代的中國改革,最終還是為鄧小平四句話所主導:

  • 其一,摸著石頭過河;
  • 其二,改革也是革命;
  • 其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 其四,發展是硬道理。

在這四句話中,鄧小平本人就「改革也是革命」做了闡述。改革和革命的差別在哪里?改革不是把現存制度徹底破壞,歸零之后的社會變革,沒有清場,也沒有結清。但是,改革最終要達到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效果,在社會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領域產生的根本性改變,絕不亞於革命。

事實上,中國改革并沒有被任何一種經濟學理論和思想資源所控制或左右。任何對中國改革試圖做出的理論性概括,都難以被普遍接受,這源於中國改革思想資源的復雜性、意識形態的歷史包袱以及改革實踐的迅速拓展。伴隨陳云和鄧小平進入晚年和去世,自1990年代至2010年前后,吳敬璉等所代表的「中國式新自由主義」,獲得前所未有的「話語權」。但是,「中國式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囿於學術訓練和對當代世界與中國國情認知的局限性,把「市場經濟」理想化、絕對化,對中國改革的道路造成誤導。恰恰在這個歷史時期,「權貴資本主義」獲得了「野蠻生長」的歷史機遇。

需要正視的是:在中國過去四十年改革歷史中,西方經濟學,包括凱恩斯學派、貨幣學派、供給學派、行為經濟學派,都具有相當的實用性和工具性。特別不可低估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尤其是其「有效需求」(EffectiveDemand)理論和與之聯繫的經濟政策如影相隨般的影響。近年來,關於建立中國國情和歷史的「中國學派」主張,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03 改革已經超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目標

市場經濟的歷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人類經濟歷史是市場經濟發育和成長的歷史。

早在1980年代,中國……改革決策者已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又將改革的核心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此,在理論界有過爭論、辯論和討論。最終統一到鄧小平的結論:市場經濟或者計劃經濟并不是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主要標誌。計劃經濟不利於調動人民勞動的積極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在於是否存在剝削。因而國有企業、國有控股企業以及集體企業等具有公有制成份的經濟,需要占主導地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滿足了兩個基本力量:一個是堅持社會主義范式的力量,一個是主張在中國通過市場經濟替代計劃經濟的社會力量。

中國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十分曲折。1949年后,中國市場經濟被徹底連根拔掉,只殘留著某些市場元素。關鍵是,在三四十年后重建市場經濟時,市場經濟本身已發生了如下重大變化:

第一,在世界范圍內,市場經濟在1980年代達到巔峰之后很快進入衰落拐點。

雖然里根主義(ReaganDoctrine)和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推動了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復興運動,市場經濟頗有「王者歸來」的風范,福山提出「歷史的終結」正是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但是,1980年代末期的股市危機、1990年代后期的科技股泡沫、發源於華爾街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及歐元地區一些國家的債務危機,使市場經濟的各種弊端顯露無疑。

第二,西方各國市場經濟都發生轉型,從北美、歐洲共同體到日本,國家和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普遍強化,特別是國家通過央行的貨幣政策,對經濟產生巨大影響。

在經濟現實中,經典的市場經濟只能在十九世紀的經濟史和斯密的著作中找到。

第三,「治理」概念的普及化,愈來愈多的國家調整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經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不復存在。

第四,中國在告別計劃經濟之后,啟動改革不久就陷入到政府與市場的「量子糾纏」。

在二十世紀后期,中國已經不再具備市場自主發育的歷史條件,不可能走上經典的市場經濟之路,建立「完全競爭」市場只能是一種烏托邦想像。中國進入的是一個政府和市場作用同時存在,相互影響,此消彼長的漫長歷史階段。中國經濟突破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二者非黑即白的分野。在實際經濟運行中,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和沒有被市場影響的政府,都是不可想像的。當宏觀經濟發生問題的時候,期望釐清到底是市場經濟沒有充分發育所致,還是政府干預市場失誤所致,是相當困難的。

總之,中國改革超越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目標,也難以擺脫同時存在政府作用過大和市場失控的「兩難」境地:任由市場經濟自我運行,會造成經濟活動的失控;但是倘若政府干預市場的權力過大,導致行政性腐敗,尋租制度化,勢必抑制市場經濟發育。在實際經濟生活中,人們更多看到的是政府和市場的「負面結合」。進一步說,由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政府被視為官僚層級的代名詞,即使在遠沒有計劃經濟的農耕時代,依然存在政府強勢干預市場的現象。西方國家對於中國改革以來政府與市場關係的演變是難以理解的,所以多次發生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爭論。

在這里,很值得提及匈牙利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波蘭尼(KarlPolanyi)的「自我調節市場」(self-regulatingmarket)理論:十九世紀西方文明建基於「自我調節市場」,而「自我調節市場」不過是一個不被控制或自我控制的系統。遺憾的是,人們將這個「自我調節市場」烏托邦化,誤以為通過「自我調節市場能得到世俗性的拯救」。但是歷史經驗表明,市場與組織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間的沖突,既為十九世紀西方文明提供了動力,也導致諸多矛盾與壓力的加劇,到二十世紀終於摧毀了整個西方社會,使西方文明的內部沖突發展到非以戰爭為結局不可的地步,例如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人們原以為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依然是「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否,其實那早已是「刻舟求劍」的「誤導」。如今中國到了告別和自覺超越「市場經濟」的歷史階段,怎樣規范市場行為、怎樣限制政府權力,將是中國未來面臨的長期課題。

04 改革中參與主體的演變及其后果

任何重大的歷史運動,不論是改革,還是革命,在其過程中的主體都會發生改變,甚至異化。例如,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開始時主體是農民,后來知識份子和地主成為主體。在這次中國改革過程中,參與主體的演變是相當明顯的:

一、農民。

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農民首先成為改革主體。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農民……創造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撕裂了原本不可動搖的人民公社制度,實現農村改革成功,奠定了中國改革不可逆轉的基礎。其間,農民不僅是改革的主體,而且是改革的受益主體。但是,這個主體的命運很快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他們中最有生命力的群體先后離開農村,轉變為受僱於基礎設施建設和製造業的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打工」群體。更有甚者,農民工轉變為沒有基本權利的利益受損者。

二、工人。

1980年代的城市企業改革,打破「鐵飯碗」和「平均主義」,工人是熱情擁護的,是改革的積極參與者和受益者。到了1990年代,伴隨著大量國有企業的「關停併轉」,企業破產,以及在民營化浪潮下,相當部分的工人下崗,自謀出路。隨著年齡的增長,當年的下崗工人逐漸喪失了再就業能力,成為了社會保障制度的依存者。

三、個體戶。

1980年代初期,上百萬下鄉知識青年在一兩年間返回各個大城市。國家與政府完全沒能力解決知青返城的就業問題,政府不得不接受知青多種方式的自主就業,實現個體經濟合法化,構成生機勃勃的私營經濟。但是,絕大多數的個體戶沒有得到成長和發育的機會,自生自滅。

四、民營企業家。

自1990年代至2008年北京奧運前后是民營企業家的黃金時代。廣東和浙江曾經是民營企業家的集中地區,民營企業家成為中國改革的重要參與者和影響群體。

五、外資企業家、金融家和銀行家。

他們來去匆匆,參與過中國改革的不同階段,也經歷過被捧為「座上賓」的超國民待遇到光環不再的轉變。中國改革主體早已經悄然轉變,不論是勞動群體,藍領還是白領,政府還是企業僱員。在1980年代有影響力的國有企業廠長經理,如步鑫生、馬勝利、周冠五,還有「傻子瓜子」公司創辦人年廣久所代表的民營企業家,早已經從歷史舞臺消失。中國進入以擁有龐大財富的企業家為核心的精英階層成為了改革主體的時代。馬云、馬化騰、李彥宏、任正非成為了這個時代最有話語權和影響力的代表。

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改革的受益群體也發生轉變,大眾不再是改革的受益者,而是在改革中成為利益受損者,構成了「打工」族群。

社會的主體轉變為中國新資本的代表人物,從房地產到IT產業,構成「老闆」族群,進而形成一個基於土地、資本、智力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團」。換一種描述,傳統的革命是以既定的階級和階層作為革命對象的,革命對象并非是在革命過程中製造出來的。糾正這樣的歷史現象,將是重大和長時間的社會工程。

除了上述作為自然人或社會人的參與者之外,還有非人格化的參與者:第一,政府部門。政府部門在「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Law)支配下,其部門和官員呈現持續膨脹;第二,銀行和各類金融機構;第三,各類基金、機構投資者,例如社?;?。

在四十年的改革中,從自然人和社會人作為絕對主體逐漸轉變為非人格機構成為主體的組成部分,它們既是改革的產物,又會對改革產生其不斷增長的影響力。

05 改革的「所有制迷失」

在經濟學中,特別是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所有制」或者「所有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并形成了一種先入之見的思維定勢:

視「所有制」或者「所有權」為決定生產關係總體、社會經濟基礎、經濟社會形態與社會結構的前提?,F代經濟學則用「產權」概念表達近似「所有制」的部分內涵,「產權」理論的代表人物科斯(RonaldH.Coase)備受不少中國經濟學人推崇。在中國改革語境下,廣義的「產權」與「所有制」或者「所有權」是重合的,所以「產權」概念其實是指「所有制」或者「所有權」。

經典的計劃經濟體制與公有制是不可分割的有機體。改革之前的公有制主要組成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后者集中體現為農村的人民公社制度。針對計劃經濟的改革,不可能不觸動公有制。中國經濟改革首先是從改變農村集體經濟開始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徵是公有制,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要求維護公有制,和改革不得不觸動公有制是天然的矛盾。在1980和1990年代,「所有制」改革與變動是人們關注的中心,引發了曠日持久的所謂姓「資」姓「社」爭論。中國經濟改革的真實情況是:「所有制」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終極解決,而且變得日益復雜化:

一、全民所有制的轉變與分解。

在改革之前,對於公有制的理解相當簡單,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總和。全民所有制指全體人民就是最終所有者(ownedbythewholepeople),不存在其他類型股東,全體人民的代表是國家的行政性主管機構。但是伴隨改革的進行,全民所有制的經濟實體,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大面積消亡,轉變為「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又具體表現為國有獨資公司,或者國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如今,全民所有制企業不過是國有企業的一種特定形態。1988年公布、2009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體現了這樣的改變,「國有經濟」替代「全民經濟」的深刻內涵值得注意。按照經典理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所有制」方面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有沒有「全民所有制」,而不是「國家所有制」。在二戰之后,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是相當普遍的經濟現象。

二、集體所有制的瓦解。

改革之前,集體所有制是集體勞動者共同佔有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平等分配的一種公有制形式。集體經濟主要體現在農村的人民公社,城鎮的工業、手工業、建筑業和服務業中也存在一定規模的集體經濟。1970年代的「社隊企業」以及1980年代的「鄉鎮企業」,曾經代表了集體經濟的黃金時代。但是,從人民公社解體開始,加上股份經濟改革,原本意義上的集體經濟在中國便已名存實亡。

三、非公有制經濟成長緩慢。

非公有制經濟主要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根據1999年3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非公有制經濟成長受到了太多的制度性制約。

當中國經濟改革進入2000年前后,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主要存在三種主張:第一種是支持民營經濟做大,準確地說,是支持私營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以匹配市場經濟的發育和成長。但是,中國的私有制和基於私人財產的階級等級,在毛時代徹底消亡。進入1980年代,中國已經錯過建立經典市場經濟和實現私有化的時機,重新恢復絕非易事。第二種是支持傳統的全民經濟和集體經濟,期望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回復「主人」地位。這是一種脫離實際的奢望。第三種是支持「混合經濟」,即在承認國有經濟優勢甚至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希望非公有經濟得到相當的發展,彼此之間達到某種平衡。2004年發生的「國企改革和資產流失」的爭論,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軌跡產生了微妙影響。所以,這三種力量都不是贏家。之后,以股份經濟改革所主導的國有企業勝出,并很快進入全面膨脹的歷史時期。其標誌性事件是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所實施的國有銀行的股權改造和整體上市。

通貨膨脹本應該是新興市場國家最大的潛在危險。但是,中國改革進入1990年代之后,在M2貨幣供給量長期和持續嚴重高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情況下,沒有發生惡性通貨膨脹。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中國的房地產業成了吸納巨量貨幣的黑洞。而房地產業之所以在中國改革的特定歷史時期發揮如此重大的歷史作用,是因為中國的土地公有制,即國家不僅絕對擁有城市土地,而且對農村集體所有土地擁有終極支配權。

時至今日,中國的國有經濟不僅自身在膨脹,而且向民營經濟全面滲透。顯然,「國進民退」的態勢不可逆轉,還會繼續下去。有一點是可以預期的:因為來自國有企業基因的各種問題,以及國有企業日益強化的壟斷地位所產生的問題及其后果會日益顯現出來,所以,國有企業改革不得不繼續成為改革的主題,只是,現在的國有企業與1980年代改革初期的國有企業有著根本的不同。此時的國有企業已經不再是彼時的國有企業。

06 改革和「開放」的兩重性

人們通常把對外經濟聯繫少的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稱為封閉經濟,或者把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原因或經濟發展戰略需要,而拒絕同國外發生經濟聯繫的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稱為封閉經濟。其基本特徵是:與世界分工體系分離;國內貨幣體系、貨幣供給量和利率主要取決於國內因素,與國際金融市場沒有直接相關性;國內物價水平與匯率和國外物價隔離;國民生產總值(GNP)中對外貿易比重過低,阻止國際資本和勞動力流動。

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即是封閉經濟時代,相應的政治口號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封閉經濟體系嚴重延緩了現代化進程。對計劃經濟體制實行改革,要與外部世界連接,開放就是必要條件??梢哉f,中國改革的啟動始於開放。只是在實施改革政策的初期,改革的主導者對「開放」的理解過於簡單,以為可以通過開放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資本,加快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但是他們很快發現,開放絕非如此簡單。因為中國的開放,其實就是向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開放,或者說,向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企業開放。為此,必須建立與西方市場經濟和企業接軌的制度環境、法律體系和基礎設施。為了加快開放步伐,中央政府決定在廣東和福建建立「經濟特區」,既為了充分利用香港和澳門的條件,發展外向經濟,進行改革試驗,也為了緩和因為對外開放所引發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沖擊,以及管理方面的矛盾。

中國在過去四十年間的開放過程中,遇到日益嚴峻的如下困境:

  • 第一,一方面需要接受既定的國際經濟活動游戲規則的約束;另一方面試圖發現和改變這些規則的「僵化」和「不合適」。但是,因為這些規則是與歷史、文化和商業世界進化聯繫在一起的,不要說改變,甚至說影響這樣的游戲規則,都是非常困難的。
  • 第二,一方面開放是以西方國家市場經濟體系作為參照系,另一方面西方主要市場國家先后被迫進入轉型時期,中國改革開放的原始參照系發生偏移,強制中國走自主開放的道路。
  • 第三,一方面在建立開放經濟中受益,另一方面也要承擔因為開放帶來的各種經濟和非經濟的代價。例如,華爾街既推動了中國貨幣金融體系的現代化,又在中國嫁接、變異成更加貪婪甚至不正當的力量。
  • 第四,一方面初始動機是將開放局限在經濟領域,另一方面不存在單純和可控的經濟開放。伴隨經濟開放,必然導致對科學、技術、文化、社會的全方位開放。中國留學生數量之高增長,即是開放的結果,它也勢必帶來未來中國社會不同方面的進一步開放。

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關係,集中體現在中國與全球化的關係。中國與全球化的關係經歷了不同的階段:

  • 第一階段,中國被排斥於全球化的主流;
  • 第二階段,中國被全球化所接納,加入世貿;
  • 第三階段,中國成功地參與了全球化的分工體系,成為了世界加工工業的第一大國;
  • 第四階段,中國資本和企業走出去,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可以影響全球化的主流和格局。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為中國提供了契機,在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既定游戲規則的同時,開始推動這些游戲規則的改革與調整。問題是,在中國可以對全球化的主流和格局產生影響的時候,卻愈來愈受制於世界經濟與政治環境的變化。中國在全球化的「主動」或者「被動」境地,說到底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總之,中國始於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的開放,不僅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造就了中國與世界經濟體系不可逆轉的一體化,促進了中國經濟組織和經濟運行向高度復雜化的方向演化。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既有來自內部的改革,也有通過開放來自外部的改革,甚至可以這樣認為,開放重新塑造了中國經濟體系?,F在,中國需要建立一個實現被迫開放和自主開放之間的平衡機制,在與世界進一步融合的過程中,維繫自身的自主性,完善一個適應對內對外開放的制度。

07 改革與經濟增長和國民收入分配

中國自1980年代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絕大部分年份GDP保持年均10%的增長速度。2008年之后,中國經濟增速逐步減緩,直至降到當前6至7%之間。對於各級政府每年設定經濟增長目標,追求GDP增長率,付出了社會和生態代價,不斷遭到詬病。雖然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發生轉變:從完全依賴勞動投入數量和物質資本投入轉變為日益依賴科技進步與創新,從外生因素處於主導地位轉變為內生因素處於主導地位,從追求GDP的數值到追求GDP的品質。但是,所有這些轉變,并不意味著改變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基本國策和經濟戰略。因為唯有通過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可以擴大就業,增加社會財富的存量,提高國民收入的分配基數,改善民眾福祉,鞏固改革合法性基礎。此外,較高的經濟增長可以帶來政府財政收入的持續增加,這對於現階段的中國尤其重要。

事實證明:中國雖然存在經濟結構的失衡,但是已經不再像改革初期,甚至十年前那麼具有挑戰性,因為經濟體系的承受能力大為加強。由於中國繼續存在制度轉型和結構升級的空間,具備經濟增長潛力,一些經濟學家憂慮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不會輕易發生。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的問題不是經濟增長速度的壓力。2018年1月,中國統計局公布數據:2017年中國GDP同比增長6.9%,增速為七年來首度回升,同年的外匯儲備餘額較2016年也有增加。上述數據就是證明。

中國經濟的核心壓力來自社會財富分配的壓力。長期以來,中國在國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問題是十分明顯的:

  • 第一,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失衡。國家收入和國家支持的企業收入處於優越地位,一般民營企業和民眾個人收入處於弱勢地位。
  • 第二,個人收入分配沒有實現經濟公平原則。因為依據收入創造過程中要素的貢獻,即生產要素的價格,資本要素處於優勢,因此國民收入分配向擁有資本的少數人嚴重傾斜,而沒有資本的民眾則處於劣勢;加之民眾個體能力和機遇的差別,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 第三,國民收入再分配失衡。滿足國家經濟建設和其他需求處於事實上的首要地位,至於用於社會公共品、社會保障和調節收入差距的需要部分,則長期滯后。第四,沒有實現社會公平。人們通常以「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和「洛倫茨曲線」(Lorenz curve)作為衡量收入差距是否在合理區間的指標。中國是一個基尼系數過高的國家,居民的收入差距嚴重超出合理范圍?!?。
  • 第五,「中產階級」難以成長。中產階級的收入水平與社會責任承擔不相匹配。

為甚麼在中國同時存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失衡,以及貧富差距持續拉大,且在背離經濟和社會公平的情況下,社會基本維持穩定?其經濟原因是:持續高增長導致經濟總量膨脹,使絕對貧困減少,民眾溫飽基本解決,物質生活質量持續改善,中國成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國家。

但是,上述情形已經發生變化,……政府所面臨的壓力包括:

  • 第一,提前在中國建立「福利社會」的民意;
  • 第二,對富有階層財富形成的「原罪」追溯和其尋租手段的普遍覺悟;
  • 第三,貧富差別的固化,因此導致社會階級分化的趨勢;
  • 第四,企業和個人對政府稅收過重,而社會不公正狀況得不到有效糾正的普遍批評。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理性選擇是:在國民經濟規模膨脹的前提下,不是放慢增長速度,而是維繫較高經濟增長和提高全社會財富存量。與此同時,實現經濟和社會公平,加快福利社會的建設。否則,即使是脫離貧困和走向小康的民眾,也會削弱改革的民意基礎,挑戰改革的合法性。在中國,需要建立不斷縮小貧富差別的機制和動態平衡,既要徹底清除任何「劫貧濟富」的制度基礎,也要防止「劫富濟貧」社會情緒的失控。這當然是一個兩難:

一方面建設福利社會的需求過早到來,另一方面遠遠不具備建立福利社會的基本條件。

在世界范圍內,日益增多的新興市場國家的高增長,以及絕對貧窮人口數量大幅減少的大趨勢,也構成中國經濟增長的壓力。

08 改革導致更為復雜的改革

四十年改革歷史一再證明:改革的過程不僅僅是減法的過程,而且是加法,甚至是乘法的過程。改革導致更為復雜的改革。在改革初期,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是深刻的。因為改革實在無法預見、規劃和設計。后來不少人對「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不再以為然,主張對改革進行「頂層設計」。其實,中國至今仍然不完全具備「頂層設計」的條件,改革的設計跟不上改革實踐,依然是常態,所以應該堅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決策傳統和體制。

改革不是三維空間的建筑工程,而是多維的社會工程,改革的時間維度愈長,以下的情況愈是不可避免:

一、改革的初始條件變化。

1978年,中國人口9.62億,農村人口佔總人口比重是82%,城鎮化率不足18%;GDP是2,180億美元,人均GDP是229美元。2016年,中國人口13.82億,農村人口佔總人口比重下降到42.65%,城鎮化率達到57.35%;GDP是11.2萬億美元,人均GDP是8,126美元。中國已經完成了從工業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國家的轉變。也就是說,以1978年為起點,四十年后,雖然中國還是中國,地球還是地球,但是僅就人口和經濟規模以及人均GDP,與1978年比較,卻是大相逕庭。

二、參照系本身改變。

當中國改革追求所謂的「現代化企業制度」,推動企業的股份(有限)公司化的時候,企業制度正在改變:一方面股份(有限)公司(corporation)受到廣泛和深刻的批評,另一方面包括「社會企業」等新型企業正在興起。既不同於傳統「私營經濟」,也不同於傳統「公有經濟」的「共享經濟」,開始顯示出生命力。以產業結構而言,在1980年用「農、輕、重」三個字就能把中國產業結構說清楚,現在已經不能。

三、改革「紅利」快速消失。

中國改革紅利清單很長,但最大的紅利莫過於政策紅利。1980年代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扭轉農村體制,加速了統購統銷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完結。如今,政策文件的生命力不斷縮小。

四、在解決舊有問題過程中派生出新的問題。

最典型的莫過於「三農」(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如今卻派生出農民工的城市居住權利、基本社會保障和再就業等新問題。在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探索中,一方面有過地票交易制度實驗、宅基地制度改革、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實驗,以及徵地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在改革的名義下,引發了大量侵權和沖突。

五、經濟轉型導致更為復雜的問題。

城市化原本是方向,但是過快的城市化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加工工業發展原本是夢寐以求的目標,然而,過度發展導致產能和產品嚴重過剩,進而導致工廠倒閉和工人失業。

六、科學技術進步衍生的新問題。

改革開始,對絕大多數民眾來說,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智能手機和機器人,是不可想像的「天方夜譚」,如今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組織。

八、國際格局發生的變化。

19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2000年「9.11」事件開啟的恐怖主義,對改革與開放存在不可低估的影響。當今世界的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的蔓延,諸如朝鮮半島和中東等戰略敏感地區的演變,國際社會已經不再可能按照傳統模式加以控制和解決。

此外,在中國發生了「代際更迭」。在1978年開始改革時,主導改革的政治和知識精英是1900至1920年代出生的第一代改革者,現在主導改革的已經是1950和19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不僅如此,正在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生活發揮主導作用的「80后」和「90后」,屬於改革后新生代。改革后新生代不存在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不同體驗和記憶。如今,那些對改革有過重大貢獻的政治人物、學術人物、企業家,都正在被歷史遺忘,1980年代幾乎人人皆知的「萬元戶」這樣的詞匯早已消失。中國改革的「代際更迭」跨度長達半個世紀,歷幾代人參與,這在世界當代史上還是比較少見的。當一種歷史變革有持續的新生代參與,自然會因為新生代的價值取向和偏好順序而影響改革本身的軌跡。

總之,中國改革過程是經濟和社會不斷走向復雜化的過程。改革激活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復雜系統,刺激了這個復雜系統的發育,甚至分裂,導致了改革不得不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在非穩定性中尋找平衡。所以,在過去四十年中一再重復,人們以為改革的目標和政策足夠清楚的時候,改革過程再次進入混沌不清和復雜狀態,以致發生改革的表述話語枯竭的危機,不得不一再重復諸如「深化改革」這樣的口號。

09 改革與中國模式

是否存在「中國模式」,并不應該成為值得爭論的問題。在世界歷史上,不乏以國家命名的模式。工業革命時代,有英國模式、德國模式和美國模式;二十世紀后半期,以快速經濟增長為衡量標準,有西德模式、日本模式和「亞洲四小龍」模式。在政治制度的范疇中,有代議制、總統制,等等。與模式相關的一般問題是:其一,怎樣定義一種模式?其二,這種模式是否可以持久存在?其三,這種模式的普遍意義是甚麼?其四,這種模式是否可以被復製?

但是,定義「中國模式」是困難的,因為中國模式本身是動態的。中國模式顯現了如下基本特徵:

  • 第一,堅持社會主義范式,包括領導地位、傳統意識形態和公有制。
  • 第二,控制政治和社會改革的范圍,拒絕「休克療法」(shocktherapy),將……社會改革控制在與經濟改革進程相關的范圍,賦予經濟改革以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意義,……。
  • 第三,形成政府和市場的博弈空間,政府全方位介入市場發育和成長,尋求市場與政府、競爭與壟斷的平衡。
  • 第四,通過「政策」引導改革方向和治國,只是現在的「政策」的邊際效益也已經大不如前。
  • 第五,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為此可以付出社會貧富差別擴大和生態環境惡化等社會成本。
  • 第六,保證社會穩定,容忍特定歷史時期的制度性腐敗,并主動把握反腐的時機。
  • 第七,建立社會福利制度,擴大社會保障體系,持續脫貧扶貧,緩和社會矛盾。
  • 第八,發揮「后發優勢」,實施「彎道超車」戰略。第九,調整開放經濟結構,拓展資本、產品和產能的國際市場,加快本國經濟結構升級。

在過去四十年間,中國改革的領導者,從1980年代初期至今,一直自覺地闡述「中國模式」,堅持「中國特色」的說法。

人們普遍低估了這種努力,將「中國模式」理解為一個意識形態概念。

歷史已經證明,「中國模式」不是概念,是包含著中國文化、歷史和政治制度的基因傳承的真實存在。有一點十分清楚:只要可以繼續維繫改革的社會收益始終大於改革的社會成本,與中國改革不可分割的中國模式將會繼續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模式開始顯現固化趨向,它會抑制改革所需要的彈性和張力。

當然,中國模式的可重復性是相當困難的,受兩個條件制約:一個是中國的價值體系、文化和歷史傳統的獨特性;另一個是中國的超級經濟規模。

在紀念改革四十周年的時候,我們看到,改革的初衷和改革的結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差:有些被肯定,有些被質疑,有些被否定。到底是初衷發生了問題,還是過程出現了偏差,莫衷一是。不論是以初衷要求結果,還是以結果衡量初衷,都有失偏頗。

改革已經深深地改造了改革的環境,分解了原來的社會階層,形成和固化新的社會階層,修正了改革的主題,甚至拉大了人們關於改革的思想分歧。無論如何,「改革」的語義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現在統一對「改革」兩個字的理解和認知,絕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多年之后,歷史學家也會對「改革」有著不同的評價……前幾年在中國知識界很有影響的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關於美國和法國制度轉型的研究框架,已經無法容納當代中國改革的廣度、深度和復雜程度。中國因為其巨大人口數量和地理空間,啟動任何變革或者革命都是極端困難的,但是一旦啟動,就會產生強大的歷史慣性。

現在人們無法預期中國改革將在甚麼時候,以怎樣的方式和標誌完結,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已經瓦解了舊的歷史結構,創造了新的歷史結構,實現了向現代性社會的過渡。改革所發掘積累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歷史能量,演變為具有自主性,具有自己意志的歷史運動。改革所推動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整體性變遷,會繼續挑戰和超越改革主導者的控制能力,……。

在紀念改革四十周年的時候,我們還要看到,在中國改革開始的時候,全球化尚未興起。之后,中國改革與全球化發生互動關係: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對全球化產生愈來愈大的影響力;中國改革,刺激了美國和其他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以及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的改革的制度轉型、結構升級和「再工業化」;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全方位變革,形成推動中國改革深化的動力。在這樣的「大分流」和「大趨同」并存的大歷史中,勢必造成全球性科學技術進步,分工體系和社會環境改善,影響傳統的國際競爭模式,全人類都會成為最終受益者。

作者介紹

朱嘉明,經濟學家,莫干山研究院學術委員會聯席主任,曾任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經濟學家,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研究所常務副所長,中國西部研究中心主任,《中青年經濟論壇》主編,并先后在歐美多所知名大學任教。

若有意見或建議,請電郵contact@cida.ac.cn,或后臺聯系工作人員。


數字資產研究院CIDA
獨立的數字經濟理論、應用和實驗機構,致力于打造數字資產時代的觀念引領者、思想聚集地,創建新技術、新模式、新產業的孵化平臺。


朱嘉明比特幣_傳統財富開始向數字財富轉型_克服法幣先天缺陷的一種嶄新思路和選擇_輕舟已過萬重山_訂閱號:歷史之棱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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